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非同寻常，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全部出席，被称为“史上规格最高的扶贫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共产党员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高规模会议，传递出的是“超常规”信号——消除绝对贫困、决胜小康社会。毫无疑问，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十三五”期间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6万元，但仍然有约1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2300元。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保证这1亿人口不能在发展中掉队，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
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已经打响。新形势下如何推动扶贫工作？市场力量在扶贫中起什么作用？大城市如何与农村联动？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教授。
寄望于方案“包治百病”不现实， 新形势下扶贫须“精准”
今年6月，习近平在考察贵州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精准扶贫”的内涵是什么？国务院扶贫办表示，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是新形势下扶贫工作的必然选择。国务院扶贫办在精准扶贫上也下了大力气。根据扶贫办的计划，2016年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建设国家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县级扶贫开发资金项目整合管理平台等5个平台，建立完善考核、贫困退出和第三方评估3项机制，开展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七大行动，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小额贷款等精准扶贫十项工程，实现“十三五”脱贫攻坚良好开局。
在陈钊看来，新形势下，精准扶贫的提法和思路本身就相当“精准”。“陈钊说，在扶贫工作初期，一般化的帮扶政策往往能起到很大的效果。但在新形势下，我国的贫困问题呈现出贫困地区分散、致贫原因各异等新情况，寄望于一种“包治百病”的扶贫方案已不现实，只有一对一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才能解决问题。”
“精准”这个关键词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扶贫中不仅要精准到贫困的成年人，还要格外关注可能陷入贫困的未成年人。陈钊举例说，不少农村父母为了生活双双外出打工，而将子女留在老家，子女在农村无法体会到家庭的温暖，接受不到很好的教育，导致智力和心理上的成长落后于同龄人。农村留守儿童在长大后，会因为这种原因而更容易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扶起一代人不应该以倒下一代人为代价，贫困一旦出现反弹，将意味着扶贫工作前功尽弃。”陈钊说，“贵州毕节农村的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让人痛心，精准扶贫不应该把他们丢下。地方政府要特别关注这类人群，或就地提供帮扶，或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使脱贫工作彻底、有效，不让贫困出现反弹。”
从“扶贫”到“脱贫”，一字之差内涵更深
精准扶贫剑指全面脱贫。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脱贫”一词代替“扶贫”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此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脱贫攻坚战”的表述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从‘扶贫’到‘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中央对于攻克最后几个贫困堡垒的强烈决心。”陈钊解读说，“扶贫”是一种手段，而“脱贫”代表了对结果的期望和预判。
事实上，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中心任务都不同。
建国初期的扶贫关键词是“输血”。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社会普遍贫困，40%-50%的人口都处于生存贫困状态。基于此，我国开始实施以解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困境为目的的救济式扶贫。这一目标任务下的扶贫模式是典型的输血式救助，即以政府为责任主体，以国家财政为经济基础，通过财政补贴或实物救济等途径保障贫困群体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生存救助为主的无偿救济开始转向生产帮助兼有的部分有偿救济，扶贫开始从“输血”向“造血”转变。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平均分配主义，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迅速缓解农村贫困状况。198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到397元，年增长率高达16.5%；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社会普遍性的绝对贫困状况基本解决。
1983年起，扶贫工作进入“社区型”的、以经济开发为主的阶段，“造血”型扶贫已经成为主要模式。国家在继续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同时，投入更大力量对贫困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在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有关部门、机关、团体积极配合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发挥当地优势，挖掘资源潜力，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截至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减至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8%。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减贫效应”逐年递减，用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已经很难取得和以前一样的“产出”了。陈钊认为，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扶贫关键词从“输血”到“造血”，从大面积扶贫到精准扶贫，中央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准，走得踏实。共同富裕不是嘴上说说的空话，全面小康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脱贫攻坚战”就是全面小康的敲门砖。
精准扶贫，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主导
通常概念中，政府在扶贫中能做的事情更多，而在陈钊看来，精准扶贫年代，是时候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主导扶贫工作了，而政府则可以顺应市场趋势加以引导及推动。
陈钊说，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途径，在扶贫工作中发挥市场的力量，就是要让劳动力要素、土地的使用权利（农转非指标）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能够充分自由流动。
传统的观念认为，扶贫要就地开发资源、引进投资。而陈钊指出，人口在流动之中隐藏着更多脱贫的机会。在我国最近一波的城市化浪潮中，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不仅解决了自身的贫困问题，还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土地有了集聚的可能，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使农业的发展方式由粗放走向集约，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在山东，某些村子因为农民进城卖煎饼而脱贫变得远近闻名。这些“煎饼村”就是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解决了贫困问题。
另外，扶贫工作中也要尊重资本流动的规律，盲目引进资本可能适得其反。“某些贫困地区的政府急切地想改变本地的贫困面貌，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入高污染的产业项目，结果有了‘金山银山’却丢了‘绿水青山’。”陈钊说，受制于市场、交通、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某些工业项目本应在东部地区集聚，却在一些行政手段下硬性地落到了中西部地区。由于治污态度、技术、政策法规的缺位，中西部地区往往不能像东部地区一样合理限制和解决污染问题，这样一来，贫困没被“扶起”，生态环境却“倒下”了。所以，扶贫工作自始至终都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
“互联网+”让城村联动，这种扶贫的方式最有感染力
“互联网+”扶贫也是2015年的新提法，贫困地区想通过搭上“信息高速公路”来实现脱贫是否可行？对此，陈钊的答案是肯定的。
陈钊认为，拿互联网上的电商模式来说，确实能为农村扶贫带来新机遇。他分析到，内地贫困地区之所以经济不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区位受限。贫困地区离市场需求广阔的东部地区较远，交通运输成本高，某些产业只能在形成一定规模后摊薄成本、提高利润。电商的崛起，带动物流业成本逐渐降低，使农村的资源可以低成本嫁接城市的市场，农民有更多机会通过零售商品来积累财富。
陈钊说，绿色、健康的产品在城市中不难打开市场，淘宝、京东等在农村的攻城略地正是看到了农村隐藏的商机。
事实上，以阿里巴巴、苏宁、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企业正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拓展农村市场，进而带动创业创新，助推“互联网+”发力精准扶贫。阿里巴巴集团于2014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计划三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及六分之一的农村地区； 苏宁云商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签署了“全国农村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电商扶贫双百示范行动”、电商扶贫O2O 展销专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京东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扶贫战略发展合作协议，计划未来3年内在陕西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发展电子商务，实施电商精准扶贫。
“互联网企业这么热衷于农村，表明市场的力量是最有动力的，也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批融入市场、开拓市场，从市场中赚了钱的农民会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这种扶贫的方式最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脱贫的效果也最好。”陈钊说。互联网连接起了农村与城市，在城村联动中，“互联网+”扶贫的未来可以有很多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