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版(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这意味着，延续11年之久的2008版《条例》，正式完成其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探索期的非凡使命。说它非凡，是因为它树立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意识，用自我革命的方式保障了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信息公开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法治政府起到了“先手棋”“当头炮”作用。
2019版《条例》从修订到公布一直受到公众、学界、法律界和各级行政机关的持续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关注的无非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公众普遍意义上的心理预期，对修订的期待更多是主观臆断，希望“大破大立”“大拆大建”；其次是学界和法律界的声音，他们一直认为《条例》法定约束类似于“原则性”要求，硬性约束力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他们看来，以往政府信息公开最多让行政机关“有点烦”，如何让行政机关“有点痛”，这是他们普遍的观点；第三，信息公开的主体单位各级行政机关也有话要说，他们对有的申请人利用“依申请公开”门槛过低现状向行政机关反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近乎于抓狂。有的申请人借用“三需要”原则要求为其搜集、整理、加工政府信息，不仅挤占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占了其他公民信息需求的正当权利。
《条例》修订的必要性司法部已有权威解答，但笔者认为法规性政策文件制定与修改一般基于两个支撑点：“上面要求”和“下面需求”，《条例》概莫能外，但更侧重于“下面需求”的考量。从新旧两个《条例》对比来看，这次修订既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责任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对申请人行为的规范。《条例》修订从2014年启动到2019年公布，历时整整4年多，在充分注重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沿袭以往公开方式、标准、渠道等成熟经验，注重与时俱进，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角度，对脱贫攻坚、社会救助等民生领域的信息公开细化，还选取100个县级政府围绕26个重点领域进行为期一年的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可以说，《条例》回应了各方关切、平衡了各方利益，持续强化“不公开为例外”原则，让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更有保障。
对政府而言，信息公开的意义在于以公开促透明、促公正、促规范、促落实，从而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一个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养成，既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持续管理的结果，《条例》仍需在法治理念、底线思维、破解基层政务公开方面持续发力。
持续彰显法治理念。信息公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载体，公开、透明、公正是提升法治理念、彰显法治精神的直接表现。信息公开的目的既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也是民主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公开，权力就会被滥用，监督也无从谈起。当前改革进入关键期，民众诉求多元，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都与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法治思维、信息公开不到位有关。“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处理好与广大公众知情权息息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稳定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体现了强烈的底线思维。政务公开常态化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地方政府唯有公开透明，全程信息公开，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前发现“警情”。新时代政务公开更应明确“靶向”，宏观上围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进行信息公开，微观上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群众办事的“痛点”优化服务流程，让“不打烊”政府全程网办、“马上办”“掌上办”成为常态。准确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各方关切，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从而提振公众对国家与社会的信心。
持续破解“最后一公里”。政府信息公开“堵点”在基层。目前，政务公开无论是公开理念、机制搭建还是实际的成效，国家机关和省级层面都比较规范和标准，也构建了“自上而下”的良好通道，但“自下而上”动力模式尚未激活，基层“短板”和欠账太多。政策最终落地在基层，信息公开的重点在基层，其公开的水平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基层政务公开渠道较多，内容不少，花样翻新，但普遍不规范、不标准，且随意化，甚至有的假公开，“公开的信息公众不需要，需要的信息不公开”。
打通信息公开“最后一公里”，社会各界对《条例》寄予厚望。好政策要落地落实，《条例》明确了对不作为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行政机关违反《条例》视情节进行处理，甚至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刚性措施一定要“带电”运行，我们乐见政务公开“最后一公里”及早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