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富足，但也使社会形态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由此导致许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并极大地增大了社会风险[1]。这些高度复杂和很难应对的问题，通常被称为“邪恶的问题”（wickedproblem），以表明其狡猾多变、反复无常和无法根治的特征[2]。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问题都是国家层面的邪恶问题，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占道经营、野广告、垃圾暴露、窨井盖缺失等则是城市管理的邪恶问题，对此开展的研究则相对不足。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却长期存在并难以治理，不仅耗费公共资源、影响市容市貌，而且造成人员伤亡及其他社会损失。如何治理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就成为城市管理面临的关键课题。
以社交媒体、移动智能终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使智慧城市的雏形初现，并为这些城市痛点的破解提供了可能。[3]针对这些城市痛点，许多地方政府都开展了大量创新。特别是网格化管理等策略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些问题的滋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企业也参与其中，推动社会关注和众筹众创。例如，贵州痛客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痛客”的概念，发起组织中国痛客大赛，推动大数据技术解决各类痛点难题。上海数据开放大赛则从数据开放角度出发，为参赛者提供城市管理的数据资源，推动奇思妙想的大数据应用。
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治理创新，并开发和实施可以破解这些痛点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对这些痛点及其解决过程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揭示城市治理创新的过程和特征，并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创新。但是，如何引入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对这些城市痛点加以应对和根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且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为此，本文以号称城市“牛皮癣”的野广告为例，对城市痛点的智慧治理进行案例研究。针对野广告的治理难题，从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智慧城市和疏堵并举等四个方面入手，提出“四位一体”的治理创新方案，并讨论其政策启示和理论展望。
二、城市痛点及其治理挑战
（一）作为城市痛点的野广告
城市痛点是城市管理者感到头痛的难题，属于“邪恶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年已久、久治不愈和难以根除，虽然城市政府部门期望解决这些痛点，但是却苦于无计可施，常常不得不束手就擒。占道经营、野广告、垃圾暴露、窨井盖缺失等都属于城市痛点，不仅备受市民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且常常成为诱发社会矛盾的热点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政府部门却无法有效治理呢？这个症结同城市痛点的特征不无关系。
城市痛点具有一些显著特征，使其无法得到根治。首先，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大量存在且频繁发生，日积月累会诱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以城市街区暴露的垃圾为例，如果得不到及时清理，久而久之就可能积累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加之暴雨冲刷和污水横流，不仅影响城市环境整洁，而且会导致邻里纠纷和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这些问题还会诱发连锁反应，通过“破窗效应”使居民养成较差的行为习惯，并导致问题丛生的路径依赖。
其次，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协同治理，但是这恰恰是城市管理的软肋。为了破解这些痛点，政府部门需要安排许多工作人员巡查走访，极大地耗费公共资源。以占道经营为例，违法占道经营者同城市管理部门就像玩一场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和“踢皮球”，使居民面对这些问题投诉无门。
最后，城市管理部门可以使用的传统手段无法奏效，城市痛点陷入常态化和无序化。城市痛点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一样，似乎任何手术和药剂都无济于事。与此同时，这些问题的涉案金额不高，惩罚力度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行为的持续发生。疲于奔命的城市管理部门通常采取“运动式治理”的非常规手段，在城市痛点恶化时才行动起来，但往往为时已晚和收效甚微。
非法张贴广告，俗称“野广告”或“牛皮癣”，是城市治理的“顽疾”或“痛点”。不法广告商或居民在路面、电线杆、墙面等张贴的广告，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而且难以清理整顿。许多广告属于非法广告，涉及色情、金融诈骗、虚假医药等领域，对城市健康风气造成负面影响。城市管理部门不得不花费巨资雇人清理，并开发强力清除野广告的机器和药剂。尽管环卫工人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和工具快速清理，但野广告却层出不穷，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清理后的野广告通常会留下无法根除的斑痕，就像城市皮肤的一道道创伤一样难以彻底抹去。此外，得不到有效根治的野广告，还可能诱发其他人效法，产生所谓的“破窗效应”，使城市管理难上加难。因此，在野广告滋生泛滥的街区，往往也是犯罪猖獗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区域，为公共治安留下严重隐患。结合上述讨论，可以认定野广告是城市管理的痛点之一，也是亟待破解的邪恶问题。
（二）野广告的治理挑战
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野广告问题，面临问题泛滥而难以根治的困境。无论是城市政府有关部门还是社区基层组织，都下大力气去治理野广告。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总体来说收效甚微。概括来说，目前的做法主要包括事后清理、宣传教育、“保甲连坐”和罚款停机等方式。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做法是低效、费力和不可持续的。
面对野广告，政府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快速清理。这种做法不仅耗费大量财力人力物力，而且治标不治本。一些张贴牢固甚至刷漆的野广告，很难完全清除。张贴在高处的野广告，清除可能带来工作人员的安全风险。除了事后清理，政府部门对市民进行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爱护环境的意识。这固然可以减少野广告，但是对广告商而言却爱莫能助。与此同时，宣传感化是德治，需要长期持续的“浸濡”，很难同目前城市管理的迫切需求相匹配。
目前一些社区要求商户负责“三包”，清理其负责区域的野广告，类似于“保甲连坐”的方式。这种层层下派任务和划片治理的方式简单粗放，同事后清理如出一辙，也无法完全根治野广告。不仅如此，商户经营业务繁忙，无暇顾及野广告。清理野广告徒增商户的成本，不利于简政放权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按照市容规定，可以对违规商家和个人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拒不配合的，可以对留有通信号码的野广告，暂停其通信服务。由于罚款的额度较低，同广告商的巨额商业收益不成比例，无法发挥震慑作用，因此其作用有限。暂停通信服务的做法，等于掐断了广告商的信息来源和收入渠道，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但是，广告商仍然可以频繁更换通信号码，所以此法也有一定局限。此外，依靠城市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排除和清理，仍然是一项浩大而低效的工作，总体可持续性并不强。
综上所述，各地政府部门在治理野广告方面不可谓不够用心用力。但是，鉴于目前的做法仍然没有摆脱既定的框架和传统的模式，所以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和收效甚微。因此，需要创新求变，引入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并提出更有针对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方案。
（三）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城市管理者都对层出不穷的野广告头疼不已。在野广告的治理方面，国内外城市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并积累了值得参考的经验。这里以笔者在新加坡的观察和研究为例，介绍其治理野广告的实践做法和经验启示[4]。新加坡在治理野广告方面经验丰富，并积累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实践，使之成为享誉全球的“花园城市”。野广告虽然本身是城市管理者头疼的难题，但是对其治理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值得挖掘的智慧城市建设良方。概括来说，新加坡在治理野广告方面采取了严刑酷法、技术创新、疏堵结合、群众路线等做法[5]。
新加坡素以罚款名目繁多著名，因此也被称为“罚款之都”（fine city）。在野广告治理方面，政府严厉罚款，并有其他配套惩戒措施，甚至可以动用刑罚。比如，负责野广告治理的陆路交通局就从2015年提高罚款额度，从过去的首犯罚款300新币增加到500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如果累犯则增加罚款额度，并最高可罚款2000新币。这样一来，令胆敢违法的广告商和居民闻风丧胆。除非不知情或侥幸，否则广告商和居民绝不敢违法张贴野广告。2011年政府开出674张罚单，2012年减少至454张，2013年则进一步减少至不足300张。
野广告通常出现在灯柱、电线杆或墙面上，所以新加坡政府采用新材料来装饰街道立面，广告一贴就自动掉落，很难保持在上面。尽管这项技术会增加政府开支，但是其效果却立竿见影。2009年，新加坡政府试点该计划，发现其效果显著，于是在全岛推广。从2010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在主要路段和交通枢纽布设这种防贴材料，目前已在全岛600多个地点近两万个路灯柱和道路设施上使用该材料。这项技术创新使非法张贴的广告一吹就落，大大减少了政府清除的费用，使政府每年减少开支达10万新币。
如果只是上述两方面做法，可能还无法真正消除野广告，因为广告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果广告需求得不到解决，野广告可能“蹬鼻子上脸”，出现在更加难以清除的地方，如楼顶、墙角。野广告还有可能使用不需要张贴的载体，如喷漆或钉立，使清除工作更加困难。因此，新加坡在地铁站、巴士站、商场和组屋区等设立公开广告窗，广告商和居民可以花费低廉价格租用的广告位，而不必铤而走险去张贴野广告。一般来说，只需花费0.5到1新币，就可以张贴一张A4纸大小的广告。2011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附近广设低价广告橱窗，并大力宣传教育，显著减少了非法广告的滋生。不过，对于广告内容本身就违法的野广告而言（如色情、赌博等），可能这种方法也无法奏效。
尽管新加坡雇佣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清洁工，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政府也只能为治理野广告而疲于奔命。因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鼓励民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和手机应用程序（APP）“一联通”（OneService）。居民可以“随手拍”去举报野广告等问题，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快速回复和处理。这种APP类似于美国波士顿治理道路坑洞的“街震”（StreetBump）、英国伦敦处理垃圾的“伦敦爱净”（LoveClean London）、修理路面的“我修我街”（FixMyStreet）等，但是又有所不同。[4]“一联通”同中国一些城市使用的网格化管理异曲同工，鼓励市民举报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千万双眼睛去发现和定位问题。
通过上述手段，新加坡基本上清除了野广告。虽然在一些角落仍然不乏野广告，但相比其他国家和城市，新加坡仍然做得比较令人满意。不过，新加坡的野广告在近些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同政府放松管制和期望讨好民意不无关系。特别是2011年大选失利以后，执政党为了巩固执政基础，对民众的管制今不如昔，使野广告有“抬头”的迹象。但是，总体来看野广告仍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与手段
（一）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
智慧城市不仅指智慧的技术、智慧的人，而且更关注智慧的协同和合作。智慧城市意味着通过信息技术打造人类合作的新平台，并推动开放治理和绩效改进。一座城市的“智商”就体现在能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吸引并动员人力资源，并推动不同组织和个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6]在智慧城市的协同治理中，政府部门不仅仅需要完善内部管理，而且需要加强同其他主体的协同，共同促进城市痛点的消弭。因此，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表现在透明、参与、创新和协同[7]。针对野广告等城市痛点，本文设计的治理方案重点突出如下几个智慧城市理念要点，可以概括为“四位一体”的智慧城市治理创新体系。
首先，智慧城市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化时代，特别是Web2.0时代，智能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地理定位服务（GPS）等为智慧型治理野广告提供了可能。如果仍然延续传统思维和陈旧做法，就显得不合时宜，也无法达到效果。因此，需要在野广告等城市痛点的治理创新中引入和开发各种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
其次，智慧城市需要公众参与的支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而不只是政府“唱独角戏”，才能根治野广告。尽管政府可以动用其人员和设备，但是仍然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相对来说，政府“独臂难支”，治理的成本收益也不高。因此，智慧城市特别强调人的智慧，以及民众参与共治城市问题。
再次，智慧城市是协同治理。野广告的治理离不开多个部门和单位的协同，否则单靠环卫部门的清理、城管部门的处罚，都是不可取的。通信服务公司、信用管理机构等都需要参与协同治理，才能使野广告得到根治。智慧城市不仅需要不同部门提供关联性数据，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平台；而且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通过跨部门协同促进问题破解。
最后，智慧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疏堵并举。广告不是坏事，野广告的出现可以让一些有需求的人找到商机。恰恰是因为缺少足够和有效的合法渠道，才使野广告出现，以满足广告需求。因此，如果能够变堵为疏，在围追堵截的同时予以适当疏导和分流，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智慧城市不是一剂万灵药，而是需要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
（二）智慧城市的治理方案设计
基于智慧城市的理念，以野广告为例，提出了治理城市痛点的实施方案（参见图1）。首先，市民通过城市管理部门开发的手机APP举报野广告。这些上传的信息被汇总和存储为关联数据，并在城市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共享共用。基于违法事实，相关部门对违法企业或个人予以处罚、通告和列入信用黑名单等处理，并督促其整改。与此同时，设立公用广告栏，使野广告有合法出口，铲除非法野广告的滋生土壤。
图1 野广告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型
具体来说，方案的设计思路是：①开发手机APP，鼓励市民“随手拍”，群策群力举报野广告。②城市管理部门同其他相关部门共享数据，提取野广告的违法企业或个人联系方式，对其采取停用通信服务和列入信用“黑名单”等处理，倒逼违法企业或个人整改和停止违法。③基于举报数据开发野广告管理信息系统，对野广告进行数据挖掘和针对性治理，并采取信息公开和部门联动治理。④设立公用广告栏，疏堵结合，使广告需求可以释放和满足，减少野广告滋生的土壤。
⒈“随手拍”与群防群治
城市管理的“一双眼”，不如老百姓的“千万眼”。因此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开发手机APP，让群众方便参与。采取举报有奖的激励措施，让群众有动力去监督。治理野广告的手机APP，需要具备如下功能：首先是开发“随手拍”功能，使举报人可以对野广告拍摄取证。拍摄的照片可以自动嵌入精确的地理信息（即有GPS功能），便于有关部门的验证和追查。这样一来，热心市民可以利用APP拍摄野广告，并实时上传给城市管理部门。其次是开发文字识别系统，类似于“名片管家”等APP，自动识别电话或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使野广告上的商家名称或姓名、通信号码等关键信息可以自动识别并上传。
在数据后台，可以记录每条举报的如下关键信息：举报人的信息（姓名、联系电话）；被举报的野广告的商家名称或姓名、通信号码；野广告被发现的位置（街道、门牌号或建筑物）。这些信息可以汇总到城市街区地图，借以呈现野广告的分布特征，并为开发进一步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比如，据此可以得知哪些地区的野广告最多，哪种类型的野广告最多，哪些商家或个人的违法记录最多，哪种野广告的散播范围最广，等等。
对于举报人，可以设置一定的奖金或抽奖机会。因为举报人看到了野广告，就意味着广告到达目标受众（即便是百度竞价广告，也是以点击量付费的）。野广告占用公共广告位置，等于侵占了公共利益，所以奖金应由违法公司作为“广告费”支付。举报人每次举报不重复的野广告，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并有机会凭积分获得不同形式的奖励。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开展评选野广告消灭“达人”“城市之星”等奖励活动，提高市民抵制野广告的意识，鼓励更多市民行动起来消除野广告。就此而言，这一做法不光可以治理野广告这一城市痛点，也可以如此治理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等城市痛点。
⒉部门联动与信用建档
野广告的治理需要跨部门协同，具体包括城管、电信、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首先，由城管部门锁定野广告的联系电话，通知其违法行为及违法区域和地点，并要求其限期整改。或者由环卫部门恢复原状，但是需要由野广告的张贴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次，城管部门与电信部门（及各类通信服务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跨部门联动，治理野广告。城管部门同电信部门共享APP获取的野广告数据，并在责令整改无效后，通过电信部门予以停机处理。目前所有固定电话和手机都已实现实名认证，所以可以请电信部门提取野广告上的联系电话，及其对应的实名认证的身份证信息或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与工商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等相关部门合作，基于APP收集的野广告数据，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黑名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违法野广告的信息在网站、APP、微信、微博等媒体公开，督促违法广告商或个人移除。但需要参考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是否符合要求，以避免侵犯个人隐私。考虑到野广告的当事人本意是为了做广告或公开宣传，“扩大”其广告效应不存在侵权问题。对于违法广告（如办假证、开发票、色情、赌博等），交由公安部门处理。如果因为野广告上了黑名单，就可以在信贷、乘机、乘车等方面予以限制。据此可以产生连锁反应，倒逼这些违法企业和个人主动整改，恢复原貌并支付罚款和“广告费”。目前在金融信贷领域和司法执行领域，都已采取信用黑名单的做法，因此完全可以在野广告治理领域加以使用。
⒊变堵为疏与柔性管理
野广告的治理，特别是合法广告的治理，需要疏堵并举甚至变堵为疏。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公交车站、商场或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设立公开广告栏，供企业和个人免费或低价使用，减少违法张贴野广告的需要。一方面，此举可以减少野广告的生存土壤，使广告有路可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低价服务而获得清理野广告的资金。
与此同时，建立各类市政和社区服务的网上“黄页”，愿意在此登记的企业和个人，在通过相关部门核验后可以享受免费广告的服务。比如，疏通下水道、开换锁等方面的居家服务，居民应急需要，但是又得不到合法信息，为野广告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政府或社区可以提供此类企业的黄页信息，则可以方便居民，也减少了野广告滋生的必要性。
⒋技术创新与智慧管理
本次提出的治理方案，需要如下技术手段予以支持。首先，可以支持“随手拍”的手机APP应用。尽管可以在微信或微博等其他应用上搭载野广告治理模块，但是目前微信服务号或微博客户端都还不具备个性化服务功能。如果可以实现微信或微博的功能搭载，则可以据此执行；否则，就需要开发专门的APP。目前，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已经开发了相关APP，只需要在其基础上加载适合野广告治理的模块或功能，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因此，总体来说本方案需要的改造成本不高。
其次，需要开发野广告治理数据管理系统。政府部门需要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将APP获取的野广告数据予以汇总、清理、分析、解释和辅助决策。因此，需要开发野广告治理数据库，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并利于各部门共享共用。
再次，需要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开放和共享平台，使城市管理、电信通讯服务、工商管理、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可以共享野广告数据，并实现互联互通，推动联合执法。
最后，需要协调相关部门，所以需要通过区政府乃至市政府沟通联系。此外，在疏导广告方面，需要改造已有的广告栏，或者设立新的广告窗，以满足这些广告商的需要。
（三）智慧城市治理方案的特点和优势
综上所述，通过本方案提出的多措并举策略，可以持续根治野广告这一城市痛点。概而言之，本方案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这一设计理念是智慧城市的具体应用，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本方案借助流行的Web2.0技术，实现了数据采集、共享、决策支持等功能，有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与过去单纯依靠环卫部门“围追堵截”的做法不同，本方案注重依托信息技术去创新，为城市管理部门的智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依托。
其次，该方案突出协同创新，为加强跨部门和跨域治理提供了平台。野广告的治理不是单个部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创新才能实现。本方案注重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推动和激励社会公众、城市管理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及组织等共同参与，体现了群策群力和众创众筹的万众创新精神。
再次，城市痛点很难“一招鲜”地解决，本方案强调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野广告的治理殊非易事，也不是一两项举措就可以轻松解决的。本方案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多种相互关联的措施去治理野广告，做到奖罚分明和疏堵结合，能够产生综合收效的持续作用。
最后，该方案经济实用，对政府财政资金的要求较低。总体来说，本方案的资金预算不高，其中主要开支为APP开发和测试费，以及数据库建立和维护费。如果广告栏可以使用既有的设施，且能够获得广告费等运营收入，则总体成本几乎为零。过去的解决方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回报。本方案几乎不需要城市管理部门额外增加支出，并且可以基于方案本身的收益而得到持续运转，体现并践行了精简节约的原则。
四、讨论与结论
以野广告为例，探讨了通过智慧城市治理痛点问题的创新之道。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还可以在占道经营、垃圾暴露、窨井盖缺失等城市痛点和邪恶问题上加以应用，并可以采取类似的理念和手段。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是否有动机和能力去推动智慧城市发展[8]。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绝不意味着上马耗资惊人的工程项目，而是基于城市需求出发的治理创新[9]。基于本方案，可以开发治理其他城市痛点的智慧城市创新方案。具体来说，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需要关注如下领域。
首先，推动信息技术的智慧应用。本方案借助流行的Web2.0技术，实现了数据采集、共享、决策支持等功能，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在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中，需要引入和开发信息技术，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综合应用平台，使其能够为智慧城市提供技术依托。
其次，突出智慧城市的公众参与和协同创新。本方案注重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推动和激励社会公众、城市管理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及组织等共同参与，体现了众创众筹的万众创新精神。智慧城市不是某个政府部门可以独力实现的，也不只是城市政府的职责，而是有赖于各个行动者的通力合作。一方面要推动各个政府部门的跨部门协同，另一方面是加强政府部门同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合作，实现跨部门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和共同创造（cocreation）。
再次，注重智慧城市的多管齐下。本方案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多种相互关联的措施去治理野广告，做到奖罚分明和疏堵结合，能够产生综合收效的持续作用。智慧城市是一场系统革命，需要多种措施的共同支撑。此外，还应强调智慧城市的经济实用。目前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应用仍然存在值得关注的误区，如贪大求全、作秀猎奇和吸引眼球，存在误用、滥用和走样等问题。本方案体现并践行了精简节约的原则。
以野广告治理这一城市痛点为例，提出了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治理创新方案。该方案不仅可以用于野广告治理，还可以举一反三而应用于其他城市痛点的治理创新。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可以结合城市痛点等邪恶问题加以推进。在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领域，特别需要加强学术界与实践界的互动与合作。城市痛点是令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倍感头疼的难题，需要得到研究人员的参与和支持，通过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协同创新，促进智慧城市理念的贯彻落实。
尽管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可以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公众参与、推动跨部门协同和采取多管齐下等机制，实现对城市痛点的持续治理，但是并不意味着智慧城市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如果缺少城市政府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和大力支持，没有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的文化氛围，就很难实现智慧城市的持续创新。因此，虽然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论描绘了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图景，但能否及在何种情况下实现，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与此同时，可以推动城市之间的学习与合作，使城市之间建立智慧城市的创新联盟，推动问题共治、数据交换、代码共享和创新共赢。痛点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类城市，虽然会有不同表现形式，但是总体特征是趋于一致的。城市政府之间的学习与合作，将有利于最佳实践的传播和扩散，并降低城市治理创新的成本。因此，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城市内部的参与和合作，而且反映在不同地区、层级和类型的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未来应进一步研究智慧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与协同治理，并揭示其动因、特征、过程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