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基层官员感慨“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几年,虽然再少有官员说出如此赤裸裸的“傻话”,但从媒体报道的很多事件当中还是能发现,内心深处有某种封闭意识者大有人在:在做事和管理过程当中,地方保护意识、部门保护意识、系统保护意识、行业壁垒意识,还很严重；一层一层的权力权威意识、过度的审批审查意识,还很严重；高高在上试图掌控一切的抓权意识,还很严重。这导致的结果是,在大形势之下,某些部门某些领导干部虽然开会时大力强调互联网的重要意义,但在实际运用权力时,却没有太多互联网思维。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9日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努力“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作为一名网络媒体从业者,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深深意识到,上述的“五跨协同”正是用好网络做好社会治理的难点与关键。地方政府能否在互联网时代实现治理能力的“升级换代”,首先就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跨过这几道门槛——跨得过,则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跨不过,就会在互联网的浪潮里打转转,一再被动、处处被动。
要说传统行政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各部门条块化,管理边界非常清晰,管理主体非常具体,管理部门主官的“控制、主导”意识也都特别强,权力运行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靠指令性计划为重要工具开展工作,成败通常取决于上级领导的认可程度。而互联网逻辑的一大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其管理逻辑是用户导向,一切不适应于此的环节和架构都须得到调整,否则就会成为痛点,成败评价有了更科学、更公开的机制,并通过数据化、表象化的元素呈现出来。
通俗地讲,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化思维来升级社会治理能力,管理部门首先要敞开胸怀、打开格局、让渡一些权益,要接受协作、接受通过网络而来的各种监督力量。很多事情,都关系到不同的管理部门,关系到不同区域的协调,关系到跨行业的协作,如果领导干部总担心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控权”,总觉得有些权力是交给另外一个部门,总觉得让渡出去的权力是削弱了自己的管理能力,怎么能把事情管好?死守着自己的管理条块甚至利益阵地,按照地域、行业实现控制性管理,还以各种人际关系、利益勾兑做润滑,口头重视互联网心里巴不得没有互联网……这些落后的心态、文化,都不可能真正阳光地拥抱互联网。
比如当下比较突出的网络电信诈骗的问题,起码就关系到网信系统、公安系统、电信系统等。要实现有效治理,不跨部门、跨地域、跨业务、跨层级、跨系统,怎么可能协调出一盘棋?城市管理也一样,“八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烤肉摊”的事儿,我们都经历过。没有管理协同和能力升级,很多社会矛盾就会“卡”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网络化治理是对每一个管理部门的“赋能”,不能被狭隘理解成对他人的赋能、对自己的“减能”。
身处网络时代,政府部门绝非万能,不可能包办一切,需要以政府部门的开放胸怀、主动站位,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协同,推动社会治理真正意义的升级换代。在社会治理中用互联网,与用互联网化思维实现社会管理,也不完全是一码事。后者是对前者的升级,前者是后者的必由阶段。前者是工具化思维,需要了拿来用一下,不想用了甩到一边,后者才更为根本,是要将自己的社会治理职责接入到国家社会治理网络系统当中去,顺应它、完善它、提升它,最终实现彻底的治理升级。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对于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这几年业界说的比较多的一些词是去中心化、系统再造、破坏性创新、认知换代、文化颠覆。我们在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局部管理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大变革、大改革的智慧,逐步地接受这些词汇的内涵本义。而不能动辄放大网络秩序破坏的一面,过分强调负面影响的部分,然后把自己收缩起来,不肯“跨”出这些门槛,使得网络化社会治理的工作,“挂空挡、踩油门”,听起来轰轰响,本质上前进的步幅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