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从严治党，并将审议两个规范党内纪律的重要文件。这标志着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正在进入制度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正在兑现十八大后“反腐”开启时的承诺——将反腐败“治标”和“治本”相结合，从治标逐步过渡到治本。
懒政怠政不是反腐的“结果”
不过，与“反腐”轰轰烈烈推进的同时，官僚机构出现了不作为、“懒政怠政”的现象，这也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在5月，习近平主席就针对干部队伍的怠政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也十分紧迫”。而李克强总理干脆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
认真分析，懒政怠政的出现，虽然与“反腐”的展开存在先后关系，却并不是“反腐”的结果。相反，懒政怠政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腐败的根子还在。官员的懒政、怠政，一种情形大概是怕受牵连，担心在与企业打交道、“批条子”的时候被“拉下水”，成了“反腐”的对象——对于一些“有心”腐败的人，“反腐”以前，“做事”还能获得利益，还算“收支平衡”，现在在“严打”的氛围下，就是完全的“赔本买卖”，算计之下，自然是“不动为上”；另一种情形，则是部分人对“反腐”心存不满，但又不敢公然对抗，就以“不作为”进行消极对抗。无论哪种，都是因为腐败的“贪心”还在，腐败的土壤还没有被完全清除。
因此，面对懒政怠政问题的出现，我们要做的不是放慢反腐败的步伐，给腐败分子以喘息之机，而是应该尽快扎紧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笼子”，让有“腐心”的人彻底失去指望，这也是本次六中全会将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重要文件的意义所在。
解决懒政也需要“胡萝卜”
另一方面，在抓紧反腐败“大棒”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胡萝卜”的重要，这就是建立起一套新的公务员奖惩和激励机制。
在“反腐”开始之初，就曾经有声音为中国的公务员“叫苦”，认为公务员收入太少，与其所掌握的权力不成正比，容易让公务员在与私营部门比较时产生攀比心，从而成为扣动腐败的“扳机”。还有人引用新加坡的例子，认为新加坡是“高薪养廉”，用高收入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但这种说法要么是误读了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要么就是在有意误导。
解码哥特意考察了一下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制度。不同于“高薪养廉”的说法，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是由第三方机构从市场中选取一些样本公司，根据这些公司相似职位员工的收入的80%支付给公务员的。因此，虽然新加坡部长级官员的年薪高达100万美元，但这也是参照大企业的副总裁的收入制定的，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在政府挣得还是比在私营部门少。所谓的“高薪”，只是从普通人理解出发的一种误读。
平心而论，经过公务员工资改革，我国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并不算低，基本是社会平均工资甚至稍高一点。考虑到职业的稳定性，这种工资水平是合理的。但关键是薪酬没有体现人才的市场价值和绩效，尤其是优秀人才的薪酬较低，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和一些人心态不平衡引起的腐败。比如，在金融部门的官员，与其监管的企业类似职位的人员，收入差距是几何量级的，这就难免产生人才流失，甚至腐败问题。
新加坡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另一项经验是，公务员的薪酬由全国经济走势决定，收入中的奖金部分跟国家GDP有联动关系，而且，公务员薪酬的变动部分占到收入总额的30%至40%。当然，新加坡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不可能照搬，但仍可以根据国情加以改动后借鉴，正如我们借鉴新加坡等地的公积金制度一样。试想，如果中国官员的收入和当地的GDP联动，怠政懒政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荷包“缩水”，恐怕“不作为”的倾向就会收敛不少。当然，为了防止偏差，我们也要同时制定相应的措施，防止“唯GDP论”的重新抬头。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就是打破“大锅饭”，引入了奖优罚劣的绩效机制，让员工收入水平与企业的效益相挂钩，从而让万千企业重新焕发出活力。今天，当我们遇到懒政怠政这个难题的时候，重新回顾改革的基本理念，建立一套与市场接轨的、透明的公务员奖惩和激励机制，或许正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