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以及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实施，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府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为全方位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新动能。当然，在这一转型探索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困境，需要不断推进其路径的优化完善。鉴于基层治理实践形态的复杂性，数字化转型须从实际出发，既要遵循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也要尊重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在转型过程中逐步实现技术与理念、制度的相互形塑。因此，数字化转型赋能基层治理，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处理好政府间关系，厘清各部门的权责界限。目前，在体制机制上尚未明确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推进部门，传统的“条块化”政府管理模式，导致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等问题凸显，长期以来，“信息孤岛”“信息烟囱”等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和顽疾。比如，人口、教育、税务、公共卫生等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各部门的信息化系统间普遍存在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共享、数据不贯通等问题，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因此，应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厘清信息化建设决策设计部门、建设管理部门、应用服务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协调机制，制定技术规范、明确数据管理流程、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促进业务的线下线上融合。
处理好技术应用与业务协同的关系。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改革创新，是对传统政府治理方式的优化与重构。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能为基层的协同治理、合作治理提供软硬件的物理基础，能为打破组织间的壁垒与藩篱提供契机，但想要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效能，还有赖于业务流程的整体优化与再造，有赖于技术方案与治理方式的深度融合。一直以来，在基层信息化系统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技术、轻业务”“重建设、轻维护”等问题，导致数字化转型效果欠佳。为此，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聚焦基层治理手段创新，以数据、技术条件为支撑，推动资源共享、流程整合，从而有效提升基层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处理好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关系。全面、准确、实时的数据是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基础，是数据资源价值与潜能得以挖掘的保证。一方面，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如人工录入等，不仅效率低下，数据质量还难以保障，应利用物联网及移动情境感知等技术，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许多地方许多社区通过数据自动采集的方式，提高了数据的质量和价值潜能。另一方面，数据采集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唯有可用、会用、善用数据，才能发挥其作为资源的价值。应用好数据，不仅要确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方便数据的存取，还要完善数据确权工作，解决好数据权益的归属问题，提高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同时，更要推动数据开放，向公众开放可利用数据，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处理好数字化转型与基层减负的关系。基层工作具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特点。长期以来，基层负担过重是困扰基层治理效能改善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基层减负的重要举措。但随着各地大数据管理局、行政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等试点与试验区的开设，出现了原有系统并未减少、新系统不断增多的状况，给基层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基层政府为应付上级部门要求编造数据的情况。此外，有些地方由上级政府部门规划建设完成的信息系统，建设初期未征求基层意见，与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相差较大，存在使用率偏低等问题。因此，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紧紧依托基层工作实际，牢牢把握为基层减负这一目标。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安全的关系。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要推动基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运行方式变革，其最终目的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因此，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立足基层实际，因地施策，不断创新与拓展应用场景，精准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改革创新的基础是安全。目前，数字化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风险可能，首先，指纹、人脸等个人生物特征信息，在门禁、电子商务等身份信息识别方面，越来越多地被使用，随之而来的是也增加了个人数据泄露、滥用的风险。其次，算法为数据的应用方式制定了规则，内在性嵌入到人的主观偏好，增加了对个人权利侵犯的风险；同时，网络系统等方面也存在某些潜在风险。因此，在数字化转型中，应尽快建立起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标准体系和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相关立法，为基层治理智慧化安全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