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正在重新定义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与之相辅相成的数字政府2.0建设也将加速前行。
1、应对治理大考：让数字化想象力落地
病毒如利刃，将原本正常的社会运行划出一道深深的裂隙。但那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道“光”，便是数字化治理的加速应用。
疫情加速了新技术、新模式对现有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冲击与革新，数字化、在线化的无形触角正全面渗透至社会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疫情引发的社会难题起到了很好的缓解和破解作用。
这次疫情的暴发，可以看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特别是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测压”。
对于技术战疫，政府的数字化治理手段发挥出重要作用。
以人口流动为例，在疫情发生时，从跨区域乃至全国层面上，政府都能够依靠数字化手段，通过大数据（消费、办公、出行等多维度数据）、人工智能（接触人员识别、戴口罩人脸识别、高危高风险人群识别）、云计算（高性能的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弹性算力支持）、5G与IoT（快速的数据收集与信息流动），建立全面的病毒传播发现和高危人群流动监控机制（平台），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毒和高危人员流向，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更重要的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结合创新想象力，借助社会的力量将一些重要但有一定获取复杂度的公开信息挖掘出来，配合政府数据，确保了信息的透明与高效传达，弥补了主流媒体和互联网企业信息发布的短板，也促进了政府应对疫情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3月20日，北京，在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一批批高新技术、高新产品相继诞生，并在北京、武汉等全国各个城市的战疫一线落地应用。图为人员限流预警大数据平台。供图/视觉中国
2、数字政府2.0时代：数据运营能力成关键
从2003年非典的疫情直报系统建设，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城市综合防疫体，政府治理路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互联网已从4G向5G跨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中国数字经济占据了经济总量的1/3，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呼之欲出……
这些都意味着，政府治理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新契机。
如果把政府看成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数字化对于政府治理的意义，其实与数字化对于企业的意义相似。
一方面，能低成本地降低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民众治理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工具能提升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帮助政府资源更高效地发挥作用。
简言之，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意味着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社会治理更加精准化、公共服务更加高效化。
可以预期，在疫情结束之后，随着城市再度进入正常有序的生产生活，在城市中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安全保障、民生服务（尤其是医疗服务）、环境治理等各方面，数字化将真正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数字治理，在疫情之后将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与之相辅相成的数字政府2.0甚至3.0建设也将加速进行。
数字政府从1.0到2.0的跨越，既是技术变革，更是组织能力的流程再造。
在数字政府1.0时代，政务信息化的着力重点在硬件采购与软件搭配，而2.0时代的数字政府，对于数据的运营能力成为关键要素。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一般通过三个维度考量：一是搜集中获取什么数据；二是运算中依赖什么算法；三是使用中解决什么问题。
当下，我国政府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在某些方面，已超过现有人均GDP更高的发达国家。比如“健康码”的广泛应用，浙江在推出“健康码”基础上，又启动“一图一码一指数”的绿码监测系统。
而各地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企业分类有序的复工复产，都展现了大数据资产在政务管理上的优势所在。
这些地区疫情防控和动态监测数据系统，不仅打通了区域内政府、社区、医疗、交通各部门数据，同时实现了跨地区跨平台的数据联通，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各部门防疫信息采集表单不统一、系统不统一，数据孤岛造成的反复报送，跨地区数据缺失无法有效同步等各方面的问题，实现了通行管理、复工审核、医疗健康信息采集核验等多个方面的应用落地。
从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三个维度评估，这些举措都是很好的探索与实践。我们也注意到，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有待完善。
比如仍存在针对相关人群追踪的及时性和精准化问题，部门间信息割据问题，数据共享没有做到实时、透明等；“10份证明文件抵不过1个健康码”的个体遭遇，暴露出认码不认证的“一刀切”思维；也有部分地区“一城一码”，给人们复产复工带来了通行难题。
3、智慧城市布局加速：需统筹全国“一盘棋”
城市化叠加数字化浪潮，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就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后，中央再发文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由此可见，我国对智慧城市建设高度重视。
目前，中国已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甚至超级大型城市，而未来十余年，中国城镇化之路仍将一路高歌。
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能从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而此次疫情大考，无疑将加速智慧城市的布局与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就在于数字政府的建设。在此次疫情期间，我国有机会实现大规模的与疫情相关的数字化沉淀。
杭州市、广州市、郑州市等地的政府在数据和科技的支撑下，在疫情防控、信息传播、物资调配、医疗服务乃至舒缓民众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赞誉。
数字化正在成为城市应对紧急情况的重要支撑，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要进一步深挖中国大数据红利，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还需要更高层级的统筹。数字治理的核心仍然是组织问题，尤其是涉及公共治理层面，需要做到全国一盘棋，而不只是简单的“在线政务＋网格化管理”。
经过多年的发展，大数据在互联网行业以及C端消费等行业的应用已经得到充分开发，但在公共治理层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目前各地踊跃探索，需要基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全国化推广，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政务数据资产的积累和重视，提升对政务大数据存储、挖掘、分析等一系列的需求，以及全国层面的数字治理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数字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目前全球都处在摸索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差异很大，要做到全方位的“智能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政府数字化建设，无论是基础设施方面，还是人才培养方面，在疫情之后都应进一步推进，以实现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适应智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