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你不能网购、无法参与婚恋网站相亲、找工作也屡屡被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有可能是你在深圳街头多次闯红灯而被交警列入失信名单。
这样的场景今后或许不会陌生。今年9月，深圳交警开放了部分市民与非机动车重点交通违法数据，与第三方征信企业合作建立征信系统。这也提醒公众，今后各种交通行为需要多加留意了。
业界认为，这是深圳交警尝试将其公共数据开放应用，推动社会参与交通管理的最新尝试。
近年，信息革命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技术条件，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将“互联网+”作为未来发展方向。摆在深圳交警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整合与开放大量交通数据，为交通管理模式革命做准备。
南方日报获悉，今年来，深圳市交警局开始“玩转”大数据，成立情报中心，专门负责大数据分析，以此来引导警务执法，改变了以往经验决策模式。
“我们的未来是八个字：开放合作、共享共治。”深圳交警局情报中心的邓伟军警官思考得更远，他向记者强烈推荐《大数据》，认为多个部门应共同建立大数据平台。
变革：循数管理开始取代经验判断
今年8月，国人被正儿八经的深圳交警的一条新闻逗笑了。
深圳交警在官方微博发布“十二星座酒驾排行榜”，对2012年9月至今查获的2795名酒驾人员的星座进行了排行。其中，天秤座、处女座、天蝎座上榜，成最爱酒驾的三个星座，白羊座为最不喜爱酒驾的星座。
酒驾星座只是深圳交警宣传交通文明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已，而记者发现，其重点内容是对行人冲红灯开展“绿马甲”行动大数据统计，交警部门统计了近万宗交通违法行为人的年龄、籍贯、性别、每日时间段分布，发现男性普遍比女性更爱闯红灯，18至50岁的人群是闯红灯的绝对主力。
此后，深圳交警推出一系列耳目一新的内容，彰显出大数据“小试牛刀”于交通领域的无限前景。
回溯历史，深圳交警自上世纪80年代特区成立到上世纪90年代，是交通管理1.0时代，那时是人工管理为主。
1997年，全国第一套电子警察在深圳研发使用，交通管理2。0时代来临，它以科技信息化为主，原来是登记册子，接报警靠纸质开单，现在全部信息化，路面交警不用带纸笔，靠一台“警务通”就行。这就提高了警务效能，有利于工作监管。
从2013年至今，大数据、“互联网+”等业态出现并深入，深圳交通管理以大数据为支撑，开始尝试让多领域的业务嵌入联通，3.0时代来了。
这也跟近年深圳智慧城市建设分不开。在这座创新之城，传感器、移动终端、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技术逐步成熟。现在小到停车场、大到运营商，等都收集了大量数据，政府部门更是沉淀了更多的公共数据。深圳交警部门也是数据生产大户，其一天大概产生几TB级数据量。
今年8月开始，外界留意到深圳交警频频采用大数据参与交通执法工作，而情报中心透露，该中心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成立，此前七八个月也并非蛰伏期。前半年工作主要是做决策支撑和内部管理，后来做交通违法信息整合，所以，看上去8月开始，深圳交警大数据工作骤然爆发，情报中心部门也横空而出。
今年开始，深圳交警警务模式，开始从决策者经验判断为主，向大数据分析结果为主转变。
8月中旬，天津港爆炸事故之后，危化品车排查成为全民关注焦点。这时情报中心会根据掌握的大量车辆数据，整体分析深圳危化品车辆的违法情况及强制报废情况，给上级领导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分析报告，后来媒体公布了一个让公众有些意外的事实：在深圳，危化品车及校车整体运行情况的遵章守法率比普通车要高。
亮点：数据分析成执法决策主要依据
那么，情报中心目前应用领域是那些？所谓的警务“循数管理”新模式具体如何运作？
邓伟军介绍，主要应用是决策、预判和打击。情报中心在掌握大量数据之后，通过整合分析，发现现象和规律，提出关键建议，给到相关部门，由他们组织行动。
情报中心成立伊始找不到借鉴对象，没有成熟模板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做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哪些数据适用。整个情报中心工作“选题”一般源自上级安排或社会反馈。整个流程包括“发现分析，个案查处，综合建议”。
除了人工线索，还有些系统监测出来的，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监测到哪一类交通违法行为势头上升，就研究规律，研判预估，对个案提出建议，转给民警查处，同时对一些行业或类似问题，会组织约谈，给出建议。
“我们是决策参谋者，全局信息都可以分析，不仅对高层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各部门数据支撑。”邓伟军说，情报中心与指挥体系是背靠背的，情报中心是大脑，不去执法，而是指挥手和脚怎么动。
“感觉一般靠不住，需要数据支撑。”邓伟军介绍，深圳有320多万辆机动车，如何迅速掌握危化品车、小车、临牌车、套牌车（尤其是教练车）、强制报废车的使用情况？
任何交警不能凭个人经验做出准确判断，而大数据可以很快给出答案。情报中心有时接收到需要对某类车辆分析的要求后，会提供一份数据分析报告，给各个大队查处行动提供决策参考，抓住重点和方向。
邓伟军举例，这样也改变传统交警设卡查车做法。交警传统路边设卡查车，好似守株待兔，有车路过卡口就查，没过就查不到。现在则是精准打击，什么车违法就会被锁定其活动范围、时间，打击成功率更高。深圳警力严重不足全国闻名，情报中心也因此推动交警警队勤务调整，使得更多警力投入到重点、难点工作上。
数据管理效果不错。这几个月，深圳交警采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并曝光了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113名被处以终身禁驾的人员情况、泥头车遮挡车牌企业情况、全市重点车辆违法和未年检情况、深圳全市十大最容易交通违规路段。
而且，经过大数据整合分析，交警分析违法车辆的行进路线及时间节点，“守株待兔”将其查处。假中巴车、遮挡号牌泥头车、危化品车等相继被查。
难点：公共数据部门开放内外交困
大数据对城市管理的提升有三方面蓝图：一是数据整合，把跨行业、跨部门的分散的数据集中起来；二是数据挖掘，通过数据分析获得决策信息；三是根据数据分析变成可操作的行动，以指导决策。
邓伟军介绍，情报中心数据应用需要保证数据库库存大，也要保证数据分析反应速度快，“应用技术不是问题，数据采集才是问题”。
“现在的一大难题，是政府部门内部存在‘数据烟囱’现象。”邓伟军解释，部门或系统内数据采集后只是内部上下使用，不会与外界共享，没有横向联通，造成数据暂时“休眠”。
情报中心的初衷是拟将交警部门内部、公安内部乃至各个部门的交通管理数据整合，进行存储、计算和分析，“现在我们像海绵一样，对数据是多多益善。”邓伟军称。
但这样的难题也摆在面前。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分析，大多是因部门利益和懒政思想，担心数据开放会惹麻烦，拿在自己手里更放心，“缺乏共享精神”。
而且，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在公开和保密这对矛盾上交织多年，密与非密界限模糊，并没有在《保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
深圳社保、规土、环保、水务、教育、法院等部门中，除了法院建立的鹰眼查控网有大数据应用的初步形态，其他部门仅建立传统的信息中心，至于运用大数据转变决策管理模式，开放部门公共数据等，这些部门都没有出现。
搭建数据库平台之后，另一个难点是如何比对提取核心数据。
因各部门数据分布呈烟囱式，各个业务部门数据不会关联，交警情报中心搭建平台让数据两两碰撞，结合比对，就好像分子化学反应后产生新的东西。
“关键是一堆数据摆在你面前，如何找出关联点。”邓伟军称，情报中心不需要技术大咖，而需要逻辑思维强者，有的人一眼可以看出海量数据的内在联系，成为数据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记者从深圳交警情报中心了解到，今年开始，深圳公安将情报分析定为一种警务技能，就像驾驶技能一样，已对一批警务人员进行情报分析、数据研判能力的专题培训，并且建立市局、区或支队、大队或派出所等三级情报中心。
未来：“你的沙子，别人的金子”
数据应用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数据库库存不足，打通数据“烟囱”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记者观察发现，这半年，交警已迈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步子。
前段时间，深圳交警先后与芝麻信用及前海征信合作，建立深圳交通违法行为人征信系统。据了解，深圳交警已经与高德地图，支付宝、微信等开展了合作，在道路交通治理、交通违法罚款网络支付等方面，实现部分公共数据共享。
“未来，情报中心希望把数据应用得更成熟一点，并且不断开放部门数据，引入更多社会资源，来一起把交通做得更好。”邓伟军称。
国庆节前，深圳交警在其官网公开了全市3000多个红绿灯的配置情况，呼吁市民献策，优化信号配时。
杨勤认为，以前信号灯配时等信息都是公共管理部门的隐私，因为配置不良曾导致多次交通事故，媒体、人大乃至交警内部人士等多次呼吁信号配时公开、改进，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现在深圳交警首次在自己官网上晒出来，市民可以直接查询，对家门口或上班附近的信号灯发表意见，有合适建议交警做出改正。
公共数据广开门户，才能吸引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但数据开放也要注意数据安全，一方面需要更多信息脱敏，另一方面要保障公共稳定。这样也给深圳主管部门带来勇气和智慧的挑战，如何在国家保密法及信息公开条例等现有法律法规机制前提下，尽快拓宽非涉密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领域。
相对而言，现在更重要的是公共数据开放。深圳市交警局副局长徐炜接受采访时表示，交警将继续持开放合作、共享共治理念，不光是征信系统，今后还会将更多公共数据将进一步开放、共享，给更多企业使用。
“（政府部门把公共数据）以前当做自家东西，看得很严，但现在可以开放了。现在社会管理就靠开放，靠合作，要让数据更跑起来，提升社会价值。这个数据有可能在你那里就是一个沙子，在别人那里就是一块金子。”
企业会否利用公共数据盈利？这不必担忧。
交警的思路是不会让一家公司独家垄断数据，而是无门槛地开放给所有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及公益机构，而企业的附加劳动价值决定企业社会利润大小。
观察眼
深圳离大数据开放平台有多远？
在这次采访中，邓伟军警官向我隆重推荐一本书，涂子沛的《大数据》，他说交警局同事受这本书的影响很大。
《大数据》讲述了美国纽约街头警察运用大数据开创治安奇迹的故事，成为邓伟军津津乐道的重点，他希望大数据推动深圳警务改革。
早在2011年1月，深圳首次提出部署“织网工程”，社工委牵头负责。今年1月“织网工程”并网运行。“织网工程”以公共信息资源库、综合信息采集系统、社会管理工作网、社区家园网、决策分析支持系统为核心构架，可以更有效率地为个人、法人提供部分公共服务。
遗憾的是，织网工程的公共数据向内不向外，公众无法完整享受一手原始数据。
实际上，深圳已经具备建立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条件。记者发现，“织网工程”使得多个公共数据库“烟囱”贯通，而且培养了一批深圳本地的大数据人才、企业及科研机构，加之深圳本身改革开放精神土壤。
因此，深圳政府可以尝试成立一个首席信息官之类的统筹性质岗位，聘请科技界大数据专家坐镇，负责统筹推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透明工作，目标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存量大、反应速度快的平台，方便公民及企业查阅各项信息，并以相关配套法规制度推动各个部门公开数据。
平台一旦成熟，将不仅仅推动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可以想象将在教育、交通、医疗等各个领域深深惠及大众。
要推动这一工作，政府将面临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数据管理、平台开发等多个层面的考验，需要智慧和勇气。
当然，建好数据平台是第一步，更大的问题是应用需求和思路的发掘和提取。深圳交警情报中心只是一个市级管理部门，需要多个部门加入进来，其打通“数据烟囱”的工作给出一个启示：政府应该培养和引入更多大数据人才，尊重和鼓励体制内外的开放、共享理念和精神。
